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各国纷纷超额发行纸币以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并且除美国之外被迫相继放弃金本位制。
除了眼镜业，胡福林还涉足太阳能光伏、房地产等行业，其目标是中国民营企业100强。我们按抵押物的 7、8成提供贷款。
前些年大陆官方对私企的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经济统计数据也经常忽视私企的作用，不过随着私企如雨后春笋般的暴增，目前连外国学者都认识到，大陆城镇70％的就业是由私企提供的，中国经济过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前他还做外销，但现在全部做内销，而且竞争还很激烈。在可查较大的29家老板跑路企业中，有11家从事皮鞋皮革业，电器制造业5家，钢材及铜业4家，餐饮业2家，其余分别所属眼镜业和印刷业等，每一家涉及的资产都有上亿元。同样在贷款方面，1980年代，25％的私企能获得官方贷款，1990年代下降为19％，而到了现在，据北京大学调查，仅有15％中小企能从银行借到钱，剩下的一半以上就得依赖民间借贷。经过几十年的国营企业改制，目前剩下的国营企业都是规模庞大、掌控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所以一般大陆媒体所称的中小企业，也就是私企。
最令陈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关单位不去整央企、国企、政府机关，专门整小企业。不光是在温州，类似无力还债而出逃者，遍布全中国。由于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导致中小企业本身就不好经营，萧致和透露，今年接的单都是内单，没有外单，买来的毛织机器，好的一台十几万，都是分期付款，但一台机器每天才能做出100多元钱的产品，没办法赚钱。
在中国大陆，有钱的负电子无法与缺钱的正电子相结合，这种被人为隔离所产生的高强电压，一定会把中国经济的主体电死，这是必然的规律，只是放电时间早晚而已。大陆私企面临的困境，主要还是政府的责任。坏帐会一直都有，风险也会一直存在，但目前大陆媒体有炒作之嫌，目的就是不希望民众把钱投入民间借贷中去。夹缝中生存的中国私企不过大陆官方一直对私企带有制度性歧视。
银行为了减低风险，贷款对象常年都是国营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政府贷款的支持，若不想自生自灭，就得向民间借款。从对外贸易来看，2010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总额超过4,500亿美元，高于国有企业出口总额1倍以上，占全社会出口总额的30％以上，私企已经成为中国外贸的重要主体。
与上次主要集中在个别企业直接面对投资者所不同的是，这次集资类似于传销，层层加码，参与者是个人、小额贷款和投资公司，牵扯的百姓更多，集资的数量更大，危害也更大。据石集人向记者介绍，当地不少人放高利贷，借来（月息）2分、3分，放出去1毛、2毛，甚至更高。最近青浦区就有两个搞汽配的老板跑了，以前还是纳税大户。目前大陆官方的基准存款年利率是3.5％，贷款年利率是6.5％，而民间借贷最低也要3分的月利息，年利率是月利息的12倍，这等于贵了10倍多。
总体来讲，他所在的地方，当地500多家企业，已经倒闭有一、二十家。解决70％就业 私企已成经济主体相对于国家公有的国营企业，30多年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大陆出现了大批非公有制的私有企业（私企）。而到了2009年，突然银根收紧，只收钱不借钱，企业的投资步伐一下子刹不住车，结果只能跌落万丈悬崖。此前，东莞资深玩具企业素艺和纺织企业定佳倒闭，倒闭的还包括大朗宏事达家具公司、灵通涂料公司等东莞最常见的出口型小企业。
国营企业按理是由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国企的高额利润应该平分给全体人民，把钱用在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上，如今北京当局却把这些重担都推给企业主，政府表面上是名利双收了，但最终这些还是会由企业转嫁给员工。温州老板大逃亡现象，仅仅是中国私人企业境况的缩影。
大多数民间借贷的资本都是民众的辛苦钱，出借方会非常关注其风险控制。信泰集团成立于1993年，员工3,000多人，旗下的海豚牌是中国眼镜业唯一的驰名商标。
从今年初开始，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近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并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高利贷下的全民疯狂与企业借高利贷相对应的是，不顾风险而出钱贷出的高人（放高利贷者）。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民间借贷游走在高风险的高利息的环境中，其利率至少是官方的4～5倍，由于缺乏资金，私企只能搞短平快的小项目，无法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最终只能在产业链的最低端挣扎。虽然《清单》8月份只列出了三位跑路老板。萧致和表示，从事这一行业十几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困难，东莞这里的毛织厂都是这样，不管那一家，都很困难。
他同时指出，中国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把钱借给美国、欧洲等富裕国家，同时国内资金又面临严重缺乏，这在经济史上也是很罕见的现象。有增值意愿的民间闲散资金，和需要资金维持发展的企业，就好比一杯溶剂中的正负电子，只要不强行阻隔，总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从而生成一个稳定的化合物。
然而这个纸面文件到具体落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温州双屿一间鞋厂的老板吴先生也表示，市场比起去年差，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都压迫了利润，外单也并不好做，内部外部经济环境都不好，融资成本也在增加，生意现在越来越差，外销的欧元汇率在跌，也不合算。
上海、杭州生存难紧邻中国东部出海口的是上海和杭州，当地也有大量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目前遇到的状况也并不理想。以月息1毛（10％）计，借出去10万元，1个月后收回来就变成了11万元。
就像德国有其强大的中小企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一样，中国也有很多欣欣向荣、私有化程度很高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的竹林资本主义。中国官方把钱借给美欧富裕国家，任凭国内资金严重缺乏，有钱的负电子无法与缺钱的正电子相结合，这种被人为隔离所产生的高强电压，电死的何止是私人企业？有增值意愿的民间闲散资金，和需要资金维持发展的企业，就好比一杯溶剂中的正负电子，只要不强行阻隔，它们总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从而生成一个稳定的化合物。陈女士透露，有一些老板，经营不下去，就大量让供应商供货，再低价抛出去，变现大量现金，然后用集体旅游或其他办法支开员工，最后老板消失了，工厂关门了。比温州更厉害的是内蒙古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几乎家家放贷。
2011年1月18日，据大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2005至2010的十一五期间，大陆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数量已经超过840万户，年均增速达14.3％，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占全国实有企业总数的54％。在政策性歧视私企的大环境中，国营企业占尽所有好处，但给国家的贡献却那么少，国资委还有脸来回顾。
祸根不在民间 而是政府最近大陆一两年掀起了民间借贷的第三次浪潮。前不久官方首次公布《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称2009年央企上缴税金1万1,475亿元，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的5倍多。
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透露，在跑路重灾区温州龙湾区永强镇，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借了高利贷的人）跑了三人。从税收上看，2010年个体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万1,173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22.2％，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2.0和12.7个百分点。
这标志着当地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从跑路升级为跳楼。东莞私企苦撑珠三角同样是大量中小企业的聚集地，而东莞是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其实国有银行的坏帐一定是高于民间借贷的坏帐的，它们可以通过政府拨款、全民买单的方式来填补这些漏洞，民众不会知道烂帐的具体数据。杭州萧山的贾老板也有同感，他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形无形的费用令企业很无奈。
温州老板大逃亡温州曾有着几十万家中小企业，温州的产品卖向世界各地，当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是中国中小企业的晴雨表。在过去十多年间，大陆注册私企的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都是与庞氏骗局（Ponzi Scheme）具有相同的原理：并不依赖公司具体实业来赚钱，而是利用金字塔形的层压式推销，拿新加入者的本金来支付老会员的高额利息，只要不断有新人加入，骗局就能不断上演。陈女士还透露，中小企业现在融资很难，不得不通过一些担保公司融资，我有一个企业，现在融资的年利率达到22％。
前段时间有个老板月供付不起，已经跳楼了。陈女士说：我告他们，可写了举报信给上海市工商局，最后这举报信反而转到被举报的单位——上海闵航工商分局去了，还派人到单位来找我…… 为了在政府机关办事能够顺利，她透露，中小企业还要不断的给政府机关送礼，平时过年过节，那些购物卡呀、东西呀都不能断的送，断了马上有脸色看了，就不好办事了。
